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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柏楊


文／陳文芬

一九九八年兩岸文化交流滿十年研討會歷史學家黃仁宇夫婦來台北，我跟幾位記者在福華飯店與他們午餐。黃仁宇有段談話我多年後想起來仍然非常動容，『我這一生最敬佩的還是蔣委員長。』一個歷史學者簡直不管當前的政治正確了，還堅持他自己的『大歷史』觀點，還要說蔣介石的好話，我感覺黃仁宇把握畢生最後一次跟記者談話，他吐盡所有的蠶絲。

有一陣子郭伯母張香華病了在醫院，那時我常跟柏楊吃飯。在忠孝東路總督西餐廳吃牛排，潔白的餐桌使我想起了黃仁宇。黃仁宇的論述指出中國對抗日本的戰爭，日本早已維新多年，槍爆彈藥軍備不說，整個日本社會已經現代化了，而中國浩然大地，物質經濟條件卻與明朝相差不了多少。

柏楊聽過良久一聲長嘆才說：『他說得對，但我不能同意他對蔣的評價』柏楊受過兩蔣時代箝制言論自由的創痛，監牢十年。『他是既得利益者』，柏楊指的是黃仁宇畢竟是出身蔣介石系統下的軍官，他的歷史學角度脫離不了自己的感受與經驗，正如黃仁宇所寫《關係千萬重》，儒家出身的他對於行伍長官的孺慕，人情關係又緊緊嵌入歷史演變當中。柏楊又說：『我也是既得利益者，我們都是』，他不能忘記自己是救國團文人的出身，這一頓飯吃得有一點沉重。日後，香港舉辦《柏楊國際學術研討會》，好友歷史學者唐德剛開幕演講，預言中國歷史要進入完整的民主，必須經過『歷史的三峽』，一重又一重江流激湧，從馬關條約甲午戰爭受辱以後的一百五十年才能完成歷史的三峽。唐德剛說他跟柏楊年輕時代非常崇拜蔣介石，他們那個時代年輕人的“次文化”，『領袖、偉大的領袖』。柏楊在座下頻頻點頭，那時我才懂得，上一代的歷史學者所經歷過的大歷史情感上有多重深層的愧疚，有時候他們急急湧到浪頭上，為歷史盡力時，此知一個浪頭下來迴旋為潛流。

我知道這一生，柏楊覺得自己最不可能辦到的是建立綠島人權紀念碑，而他辦成了。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九日晚上，委員會的人太高興了到島上KTV唱歌慶功，柏老獨自留在旅館，湊巧我也在旅館門外觀賞星光。我們酣暢長談，他說那一晚是他見過最美的星夜，在這個曾使他困頓的島上，終於有了他的“流淚碑”。

我常看到他悔恨交集，也常看到他發出孩子氣的驚奇。比如張香華生病時無法到日本出席她自己的詩集發表，柏楊、我與友人邱秀堂三人同行，他看到一生憎恨的日本人一見到他們謙恭有禮的樣子，他就真的愛上他們。

柏楊是因為奔走於人權紀念碑的重建，才真正跟當政者有所往來。經過了李登輝的支持，其後出任中華民陳水扁總統任內的國策顧問。晚年的他身體健康狀況不佳，張香華很用心變化口味做了很多菜，他最愛吃煎羊排沾薄荷，最愛喝可口可樂。陳水扁執政以後，台灣經濟走下坡路。有一次他大罵我不懂得餓肚子是什麼滋味，他生我的氣多半是生年輕人不懂事的氣，我也對他很不孝，沒有在陳水扁發生兩顆子彈以後，買可樂給他喝，好好的安慰他。二○○四年以後我可以想像他的內心一定有多麼痛苦與煎熬，他沒有說出口的是，即使是他做了十年的政治牢獄他仍覺得自己背負著跟黃仁宇相同又不同的外鄉人原罪，他遭受好友陸鏗在生日會上的批評，說他為何給陳水扁當資政。他回答的很好，他是做中華民國的資政而非陳水扁的資政。此時我仍想到他一看電視有殺案與打鬥的電影他會坐得很近很近，老看到入迷，那時他不是柏老是“小獅子”〈他的乳名〉。他真的愛我們，我也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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